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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启之居”在郑州还是在开封?

2013-12-19 14:17:17 来源:河南文化产业网 作者:韩鹏 编辑:展澜 进入商城
  河南文化产业网12月19日消息:国务院关于把河南打造成为中原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发展目标提出后,已经在河南,尤其是郑、汴、洛等地区引起了高度重视,新一轮华夏历史文明资源发掘、研究和论证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

  对此,郑州市专门成了“城市科学研究会华夏都城之源课题组”,加大了对郑州华夏历史文明的研究工作,并在2012年8月24日《郑州日报· 第15版:理论 》刊登了《关于华夏都城之源的课题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对郑州华夏都城之源的历史地位予以确认,指出:“自五帝时代到春秋战国,郑州是轩辕黄帝、夏商王朝及先秦时期众多方国、封国建都立国之地”。同时,还进一步指出:“郑州西山城址是黄帝之都”,“新砦城址为夏代启的都城”。从《报告》所叙述的基本观点来看,与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省博物馆等国内历史文化大家关于“夏启之居在黄台之丘、黄台之丘在新密境内”的观点大体相一致。为此,我们在评论《报告》观点时,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涉及到这些学术泰斗的观点,如有不恭,还望海涵。

  对于郑州《报告》关于“夏启之居在黄台之丘、黄台之丘在新密境内”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现在以中国史典和开封一带的华夏人文历史遗存等为依据,谈一谈我们对“夏启之居”所在地理位置的看法,以图与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华夏都城之源课题组”的同志商榷,还望指教一二。

  关于“夏启之居”一词的出处。

  关于“夏启之居”、“黄帝之室(宫)”一词,是西晋时期从魏国襄王墓中出土竹简编制成《穆天子传·卷五》中,记载的西周穆天子(即周穆王)巡守中原东部地区时祭祀过的两个人文地理名称。后人一般认为“夏启之居”是夏代禹王儿子启的出生和王都之地;“黄台之丘”为轩辕氏“黄帝之都”,即《穆天子传·卷五》记载的“黄帝之室(宫)”。

  由于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华夏都城之源课题组”在《关于华夏都城之源的课题研究报告》中认证“夏启之居在黄台之丘、黄台之丘在新密境内”。所以,“夏启之居”、“黄帝之室(宫)”两个人文历史地理名称现已被认证在郑州市新密和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一带。

  “夏启之居”、“黄帝之室(宫)”果真实在郑州之地吗?

  这需要我们对西晋时期出土魏国竹简《穆天子传·卷五》进行深入分析后才能认定。为此,我们将《穆天子传·卷五》中关于“夏启之居”、“黄帝之室(宫)”的原文内容连续地抄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析、研究。

  据西晋时期从魏国襄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卷五》原文记载:

  “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废□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歕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歕玉,皇人受谷。

  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

  乃□于启室,天子筮猎苹泽〔音平〕,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憙,畋猎则获。”

  由上述记载可见,“黄□室之丘”(又称“黄台之丘”),“夏后启之所居”之词均出自《穆天子传·卷五》之中,目前尚未在其他史料中发现。

  穆天子的行程是自“黄泽”、“黄池”出发,向南部的“黄□室之丘”而行,再向南部的“夏后启之所居”而行,又向南部的“苹泽”而行。路线是由北向南,不曾偏离,不曾改道。这是我们研究《穆天子传·卷五》中穆天子的行程和地理方位的基本依据。

  《穆天子传》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记载 周穆王 巡游之事的著作,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在地理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它有别于《 左传 》的历史传记体裁,以日月为序,虽名为传,实属编年,是以周穆王的活动为中心的实录性散文,所记载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二、“夏启之居”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方位。

  对于《穆天子传·卷五》记载的人文历史地名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已在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鸿荒开封/穆天子传原文新解》做出了详细解释。现为了分析研究方便,仅简单介绍如下:

  文中“天子东游于黄泽”之“黄泽”在封丘西南部。关于穆天子东游“黄泽”的地理位置,封丘史志认为是在封丘古“黄池”,也与开封人文地理分析是一致的。据《封丘县志》记载:穆“天子东游于黄泽。歌曰:黄之池,其马喷沙,黄之泽,其马喷玉。”这与《穆天子传·卷五》记载的“黄之池,其马歕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歕玉,皇人受谷”基本相同,彼此印证了穆天子东游中原中东部地区时到过封丘西南部“黄泽”之地。其中“黄之池”即“黄池”,“黄之泽”即“黄泽”,两名一地,可以互称。封丘人认为,“黄池”之名由穆天子歌谣传承而来,“黄池芳草”曾是古封丘“八景”之一。

  “黄泽”、“黄池”,在开封北部约15公里、封丘西南部约11公里处的荆隆宫乡坝台村东部,本为春秋时期的古地名。“黄池”地处古荆隆口(今金龙口)东南部,是南济水和古黄沟的交汇处。据春秋时期左丘明《 左传 》记载:“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盟,吴晋争先,乃先晋人”。其中“黄池”即指封丘西南部的“黄泽”之地。这里是上古时期黄帝在“鼎湖(黄池)”铸造“东(天)”、“西(地)”、“南(人)”三个宝鼎后,乘黄龙升仙的荆山(荆隆宫)之地,至今黄池南部还有呈等腰三角形的东大宫村、西大宫村、南大宫的地名存在,印证着上古时期发生在这里的华夏人文历史。如今,坝台村一带仍然地处黄河湿地,由于地势低洼,芦苇丛生,杂草茂盛,稻田棋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近三千年前,西周穆天子在此巡游,留下了“黄池”之名。近三千后,黄池古碑仍立于黄泽之地,很能让人找到一丝黄之池的意境。

  文中“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之“黄□室之丘”开封北部。“黄□室之丘”,也称“黄帝之室”、“黄帝之丘”、“黄台之丘”等等。从《穆天子传·卷五》记载当地地理的连续性来分析,“黄池”,即“黄泽”是穆天子向“南游”的出发地,“黄台之丘”是穆天子向“南游”的目的地。“黄台之丘”的位置,在封丘荆隆宫乡坝台村“黄池”南部约7公里的开封柳园口乡轩辕楼(丘)村。

  轩辕楼,简称“轩楼”,坐落在现在黄河南岸的大堤一带,在开封历史上有“华夏第一村”的美誉,至今村民仍复姓“轩辕”。轩辕楼因地处高台之地,也称“轩辕山”,“轩辕丘”。因为这里东西一线的地势较高,把北来的黄河当在了开封北部,不再南滚。自元明时期以来,黄河就基本固定在了中牟、开封、兰考北部一带,形成了黄河堤岸高于南部开封市区地面十至数十米不等的“悬河”局面。因此,自古以来“轩辕丘”的地势与现在黄河堤岸一样,且大大高于南部开封市区的地面。

  据西周《 周礼 ·地官·大司徒》记载:“正 日景 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其中“地中”,也称“天地之中”。公元724年,唐朝用“土圭测量日景”的方法,认定开封轩辕楼一带的岳台“尺有五寸强”,把这里称作唐朝的“天地之中”。从而,人们否定了西周时期认定郑州登封阳城的“天地之中”。唐朝之后的五代、宋代、金代时期,帝王建都之地纷纷选择在开封,洛阳帝王建都之地渐渐被人们遗弃。

  “天地之中”在“太极”学说中为“昆仑”之地;在“五行”为“中、黄、土”之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况《 荀子 ·大略篇》认为:“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所以,轩辕帝被称作“中央帝”、“黄帝”。帝都建筑在开封北部的黄“土”山,而不是石头山之上。因“土”和“泥”又称“塗”,所以“土山”也称“泥(尼)山”、“塗(涂)山”,古人认为这里是伏羲父系氏族和女娲母系氏族的发源地,是三皇五帝等圣人出生和居住的神州之地。

  “轩辕楼”古代南临开封北部的鸿水、即鸿沟、汴水。鸿水(沟)又称“莨荡渠”,是大禹治水之地。据战国时成书的《随巢子》记载: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辕山,化为熊。”其中“涂山”,即开封东南部的伏羲皇都黄柏山,也称“皇伯山”、“土柏岗”等,面积大约不少于30平方里;“鸿水”,即流经开封西北部至东南部的莨荡渠,后称汴水(河);“辕山”,即指开封、莨荡渠北部的“轩辕山(丘),也称“轩辕楼”;“熊”为三足鳖(龟),即“玄武”,是大禹所在氏族的图腾。所以,开封祭祀大禹的禹王庙建在龟山之上,旁有蛇山相伴,现称“禹王台”、或“古吹台”。

  “轩辕楼”是黄帝与元妃嫘祖成婚之地。因此,唐代《轩辕黄帝传》记载:黄“帝娶于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其中“大梁”,就是指战国时期魏国国都开封,说明与开封古“大梁”城相距很近的“轩辕楼”,就是黄帝和嫘祖成婚的帝都轩辕丘。

  3、文中“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之“启之所居”,也称“夏启之居”,地处黄帝帝都轩辕楼南部约13公里的开封禹王台之地。这里古称“阳城”、“逢山”、“平台”、“平逢山”、“蓬山”、“菟台”、“梁园”等等,是大禹在开封夏杼王都老丘北部鸣条下葬帝舜之后,回避舜帝儿子商均帝位的地方。据西晋大学者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禹避商均浚仪”其中“浚仪”,即汉代开封。开封“阳城”还是大禹称王建都的之地。据宋代学者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记载:战国时期赵国史书“世本言,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陈留浚仪也”。其中“夏后”,即指夏代称王之后的大禹;“大梁之南”就是指开封古陈留郡浚仪县南部的“阳城”,即现在的开封禹王台。

  开封禹王台,也称平台、逢山,或平逢山,地处上古时期有蟜氏女娲皇都“平逢山”和母系女娲氏族后裔“塗山氏”的祖地。大禹与“塗山氏”女娇成婚后,居住在大禹治理莨荡渠岸边的阳城“老母洞”,古称“太室”、“南巢”等等。据开封地方志专家王宴春《三皇五帝与开封》一文介绍:“今南关纪念塔西南民生街路西昔日地下有一老母洞,始于何时失考,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凡已婚无子者前来求子,长者说:是送子老母洞,但有儒者说是古代老母简狄,笔者于1944年还去洞上看过。此洞后至1948年夏开封首次解放时,蒋军飞机投下几枚炸弹将其炸毁”。南关民生街路西的“老母洞”在禹王台西北部附近,目前“老母洞”的地名尚在,但正处在开封火车站西部拆迁区的拆迁之中,如不对遗址加以保护,遗址将会在数年后消失。

  据分析,“老母洞”,即“太室”,应为大禹和妃子女娇儿子启的出生地。“太室”之“太”,中国古代写作“大”或“泰”,“太”为最先最高,是指“太极”之“太”,处于阴阳“两仪”未分的“一”之时。“一”也写作“乙”,是唯一无对和混一未分的状态。所以太极时期的“太”和“一”状态,又称“太一”、“泰一”。唐代学者司马贞《索隐》记载:东汉“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汉代史学家刘向《淮南子·天文训》认为:“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微宫者,太一之居。”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天宫书》记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所谓“太一”,秦朝时被称作“ 太 皇”,它与“ 天皇 ”、“地皇”,并称“三皇”,把“太一”神提高到了至尊的地位。汉代统治者也将“ 太 皇”尊奉为天帝神。“太一”神居住的宫室,称作“太室”,位置在“五行”的南方,也是“中央黄帝”的南方。为此,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认为:“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 ,古者天子于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

  这说明,开封“老母洞”,即“太室”,与“ 太 皇”伏羲皇都“黄柏山(皇伯山、伏羲山)”、女娲皇都“平逢山”同在一地,也正好在“五行”“中黄土”、“中央黄帝”帝都轩辕楼的南方,开封古城的东南方。所以,在《穆天子传·卷五》中,称其为“夏后启之所居”。

  4、文中的“苹泽”,是指开封禹王台,即夏禹王都阳城南部的“平泽”,又称“逢泽”、“蓬池”、“服泽”、“负泽”等等。因禹王台地处“平泽”北部,按照古人“山南水北为阳”的风水习俗,禹王台也称“阳城”、“平台”、“平山”、“逢山”、“蓬山”等等。在西周《穆天子传·卷五》中,称这里为“范宫”,并在这里居住了数月时间。“范宫”又称“范台”,是战国时期魏国惠王会盟各国诸侯,“称夏王、乘夏车”的魏宫所在地。

  这里最早是“有蟜氏”、炎帝后裔“逢伯陵(伯明)”的祖地。据宋代学者罗泌《路史·后纪四》记载:“炎帝器,器生(封)钜及伯陵、祝庸(融)。”又记载:“逢伯陵,姜姓。炎帝后裔,太姜所出,始封于逢泽,后改封于齐。”《路史·国名记甲》也记载,“逢,伯爵,伯陵之国,黄帝所封。夏有逢蒙,《穆天子传》逢公其后也。地今开封逢池,一曰逢泽”。“逢公”为西周时期大臣,是夏代逢蒙的后裔。夏朝太康称王时期,执政大臣后羿的卫士、有穷国大将逢蒙,又称“逢门”、“蠭门”、“逢薮”,就是有蟜氏、逢伯陵的后代。

  “逢门”也称“蜂门”。“蜂门”之“蜂”,为平逢山“蟜虫”,即“有蟜氏”后裔。平逢山又称“龙马古堆”,是上古时期黄柏氏为伏羲驯养驾车御马的地方。在驯养的诸多虫(动物的通称)类中,黄柏氏对“六龙”独有情钟。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汉书·礼乐志》:“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因此,开封禹王台东部约6公里的开封县北有“独乐岗”,应该就是黄柏氏驯养“六龙”的地方。

  有蟜氏的图腾是“蟜虫”,有蟜氏后裔的图腾称“骄虫”。“骄虫”是指“龙”,龙就是“马”,也称“龙马”。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认为:“骄,马高六尺为骄。从马乔声。《诗》曰:我马唯骄。”西周《周礼》认为:“马八尺以上为龙”。故有蟜氏后裔被称为“龙”的子孙。因此,夏代太康、后羿、逢蒙时期的有穷国封地,也在开封有蟜氏后裔居住平台、逢山、逢池一带,后来才随着逢蒙氏和有扈氏等夏朝后裔迁徙到东西部各个地区。

  《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穆天子大臣“逢公”,就是封地在开封逢泽一带的逢伯陵后裔,也证明西周穆天子南游狩猎的“夏后启之所居”、“逢泽”一带,正是夏代后羿、逢蒙有穷氏(国)之地。北宋时期,“有穷氏”之“穷”,被认为是开封盛产的“菊”花。据宋代尚书左丞陆佃《埤雅》中认为:“菊本作鞠,从鞠穷也。华事至此而穷尽,固谓鞠”。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记载:“菊本作鞠,鞠,穷也。”

  可知,夏代后羿、逢蒙“有穷氏(国)”,也可称“有菊氏”,与上古时期盛产菊花的夏都阳城,即开封同在一地。

  为此,春秋时期左丘明《左传》记载:“穆(天子)有涂山之会。”其实,穆天子会盟的“涂山”,也称“会稽”、“ 东山 ”,是大禹会诸侯、执玉帛、杀防风氏(封钜氏、大人氏)、称夏王的地方,也与三皇五帝昆仑山“中央之国”、炎帝儿子封钜与黄帝会盟的“釜(鼎)山”(也称“封钜”、“丰沮”、“荆山”、“轩辕丘”、“首山”)、夏朝禹王王都阳城,夏启王都夏后启之所居”同在一个地区之内。其中“首山”,为天下第一神山,即“昆仑山”,也是三皇五帝“中央之国”。

  大禹是黄帝的子孙,他的铸鼎、会盟、建都、升仙之地,自然也应该与黄帝铸鼎、会盟、建都、升仙之地具有传承性。

  三、开封“夏后启之所居”人文历史的传承。

  上述开封一带关于“夏后启之所居”的人文史料情况,不仅从西周穆天子东游巡守中原地区的地理方位、史志记载方面,或是从开封周边地区的人文遗迹、史典传承方面,都证明以下几个问题:

  黄帝帝都轩辕丘(楼)在开封北部约8公里的轩辕楼一带。当地有炎黄时期仓颉归顺黄帝之后的造字台、《仓颉书》和下葬的仓颉墓传承为证;有封丘南部黄帝元妃嫘祖父亲方雷氏的封地“丰沮”,即“封钜”为证;有黄帝铸造宝鼎的荆隆宫、黄池(鼎湖)、三大宫地名为证。

  因此,《穆天子传》中记载的“黄台之丘”就是开封轩辕楼之地。此地地势高于南部的“夏后启之所居”约二十余米以上,西周时期站在“黄台之丘”上可用肉眼观察到“夏后启之所居”的基本概貌。

  2、“夏后启之所居”与开封夏禹王都阳城同在一地。阳城在大禹与塗山氏女娇成婚的涂(土、菟)山、治水的莨荡渠、铸造九鼎的荆山之地,也是“夏后启之所居”、会盟诸侯的钧台(天的中央)、招待诸侯的宴台、防风氏风(封)伯的封父国之地。至今开封一带还有“土山”、“菟园”、“莨荡渠(汴河)”、“宴台”、“封父国(封丘南)”、“启封”等与大禹和启人文历史有关地名存在。这与黄帝出生的“济(姬、积)水”、讨伐蚩尤的出发地“丰沮(封钜)玉门”、铸造三大宝鼎的“黄池”也同在一个地区。

  丰沮,也称“封钜”。据《封丘县志》记载:“封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钜为黄帝师,胙土命氏。”史称“封钜”。据北宋时期史学家宋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封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孙钜为黄帝师,胙土命氏,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为诸侯,其地汴州封父亭,即封父所都,至周失国。”“封父亭”为封父国旧址,在封丘县西南之地,历史上曾在小范围内迁徙。

  值得重视地是,《穆天子传》这部出自战国魏国襄王开封大梁时期的编年记,大部分内容也是记载 周穆王 巡游开封及其周边一带的历史情况, 周穆王 巡游之时甚至长期居住在开封魏国大梁“范宫”,即“范台”、“禹王台”上,这就更加证明了 周穆王 巡游之地与魏国国都大梁的内在的关联性和地域的一致性。

  3、《穆天子传》中“逢公”是夏代有穷国逢蒙氏后裔。有穷国逢蒙氏居住在开封一带,与夏代大禹、启、太康王都阳城有历史传宗关系,也与夏王少康王都“原(原圃)”、杼六世王都“老丘”也有接代关系。据唐初魏王李泰《括地志》记载:“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唐代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记载:“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意思是说“冀州”不是指现在河北或山西“冀州”,而是指黄帝帝都轩辕楼“中央之地”之“冀州”。“冀州”在黄帝时期为“中央之州”的开封轩辕楼一带;在夏禹时期为“九州”“中央”的开封阳城一带。

  关于郑州东南部的“郑国”与“冀州”关系,中国汉代经典著作《穀梁傳》记载:“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记载:“以郑近王畿,故举冀州以为说”。其中“冀州”,不是指现在的河北“冀州”,而是指夏代九州中心的“冀都”,是夏朝大禹王都阳城的代名词。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国距离开封古陈留的三皇五帝及其夏代大禹、启、太康三王“中央之国”,即“中国”的帝王都很近,被认为是上古时期的“冀州”,即“中州”、“王畿”之地,并且三皇五帝及其夏商时期的帝王之都均不曾发生过大范围迁徙的情况。

  因此,将商代之前的三皇五帝及其夏代大禹、启、太康三王“中国”和帝王都建在郑州以西地区,甚至分布在中原以外地区的观点,都不过是后人对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和发展认识的一种反映而已,与华夏历史文明发源于中原地区的上古人文历史事实相背离,也失去了上古时期“太极”、“五行”、“河图洛书”等华夏历史文化学说的本质特征。

  4、认可开封“夏后启之所居”认可意义深远。其实,即使中国历史学家丁山先生,也曾经对“夏后启之所居”、与“黄台之丘台”所在地在郑州及其嵩山一带感到迷惑,他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说:“启生之地,传说虽在太室(嵩山),但太室之北无黄池黄泽,亦无黄台之丘”。于是,只好再把目光投向嵩山东南的密县、新郑之地。

  直到郑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华夏都城之源课题组”《关于华夏都城之源的课题研究报告》在报刊上公布之时,仍然将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西视为“黄帝时代有熊国的国都”,将新密市东南18.6公里的刘寨镇新砦村视为“夏启之所居”。以至于把《穆天子传》中,西周穆天子站在“黄□室之丘”能够向南“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人为地安排到了40公里之外地区。从此,穆天子“以观夏后启之所居”的客观历史记载,可以改写成为穆天子“难观夏后启之所居”的当今现实了。因为如果不借助现代光学望远镜,仅仅用穆天子的肉眼,实在无法看到40公里之外“夏启之居”的地形地貌了。不幸地是西周时期还没有发明光学望远镜,穆天子真是遗憾。

  这些彼此矛盾的观点,与《穆天子传》记载的客观历史、地理环境、人文传承都不相符合,实在难于以理服人。

  我们担心地是:假如用这样的研究结论来认定“华夏都城在郑州起源的历程”,来“弘扬和传承郑州古代文明”,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吗?

  我们还担心地是:假如用这样的研究结果来“向世人宣告,华夏都城源于郑州,以郑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带,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名副其实的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岂不贻笑大方吗?

  或许,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郑州有关方面或许还有更为丰富、系统的华夏历史文明资料能反驳我们的上述观点。果真如此,我们这些夏禹王朝旧地的“杞人”,真的是有些“忧天”了。(开封古都学会 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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